初级教育应属义务性质。
政府有时候还把慈善组织筹集的善款纳入财政账户进行统筹使用，一个广受争议的案例即青海玉树地震善款汇缴事件。美国负责监管的行政机关数量就很少，更多的依靠庞大的第三部门。
另一方面，行政机关通过树立正面典型，培养扶持治理结构先进、信誉良好、运行健康的慈善组织，能够培育与提升我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慈善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政府内部生长出来的，而不是纯粹的体制外的事物[7]。行政法学提出问题并能自己回答问题的时代已经走到了它的终点[14]，并且转型前后行政法研究取向不同，之前以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为主轴，而之后则以管制理由分析和政策工具选择为核心，这种观点极大拓宽了行政法学研究人员的视野，将目光扩展至在纠纷产生之前，在利益的博弈过程中化解潜在纠纷，使各种行政行为本身就承载了全方位的利益考量，还原了原本极其狭隘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从而提高行政效率，减少纠纷，实现比合法行政更进一步的最佳行政。[21]阴猛：《当代中国慈善职业的立法状况评述》，《新余高专学报》2009年第2期。政府首先做的事情是反思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但这不意味着政府要彻底退出慈善市场，也不是以行政方式直接参与慈善活动，政府的作用在于依法监督和提供支持服务。
由于慈善组织的资金除了政府资助，主要是通过慈善组织向个人、企业和海外募集所得，公信力是其募集资金的前提和保障。本来在诸如慈善事务这种社会公义促进事业的发展进程中，行政就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力，更何况行政权在我国社会实践中的影响更为深远，所以必须将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放到中国行政法治进程中加以考察。基于此，通过对我国学校突发事件问责制现实困境的分析，对症下药，以期建构能够回应现实需要的学校突发事件问责理论，实现对学校突发事件问责制的有效规制，进而为其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
该阶段是指问责主体依法全面收集各种证据，查清问责所涉事实是否存在，并在核査完有关事实之后（包括失职行为性质、情节和危害后果等要素），提出初步处理意见。这就可能导致本应当成为问责对象的教育部门转而成为问责主体，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责任的承担或将应当承担的责任转嫁于学校及其管理人员之上。进入专题： 突发事件 问责制 。问责制 【全文】 保障校园安全是全社会安全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关系到全体师生的人身安全和全社会的和谐稳定。
根据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我国学校应急管理与学校安全立法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调查问卷的结果显示，当被问及应急响应分为哪几个阶段时，有93.3%的被调查者将责任追究排除在外。依据直接责任与间接责任相结合的原则，学校突发事件的问责对象不是单一的，而应包含多个主体。
（五）问责范围不全面 问责范围直接决定了问责的广度和深度。比如，问责启动程序容易受到一些社会舆论等非制度性因素的影响，有时启动较为随意。而所涉学校的具体工作人员则要为其失职行为承担直接责任，主要为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两种，行政责任针对一般违法违纪行为，如果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还应追究其刑事责任。目前我国学校突发事件问责主体比较单一，主要由本级人民政府、党委或教育部门进行问责。
但是由于社会公众本身具有广泛性的特质，这就决定了此种问责方式只能具有间接效力。另一类预防责任是指学校第一责任人或主管责任人在接到政府或教育部门的预警信号后的不作为。三是官进则荣，官退则耻。直接责任是指责任人因自身主观过错而对自己的违法或不当行为造成的后果负责，间接责任是指问责客体对与其有特定联系的他人之违法或不当行为因领导不力而应当承担的责任。
[4]但是，潜在的问责对象的认可程度要明显低于问责对象范围以外的高校学生。这是一个问责程序进行的起始环节，决定着后续问责程序能否得以展开。
基于此，本文旨在通过对我国学校突发事件问责制现实困境的分析，对症下药，以期通过对问责制基础理论中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入手，进而实现对学校突发事件问责制的有效规制。在有权必有责、权责相统一的理念指导下坚持权责一致原则，可以确保教育部门行政人员和学校管理人员所应承担的责任不仅在量上与其享有的职权相对应，[6]更重要的是符合度的要求，这也是确保问责制得以发挥其监督制约功能的关键。
学校突发事件问责程序应当包括以下四个阶段：第一，启动阶段。学校突发事件应对的责任范围应该分为决策责任与岗位责任，其中前者是指在学校发生了突发事件之后，教育部门和学校领导干部因不当行使决策权而承担的责任，后者则是指学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过程中相关岗位人员因应对不力而承担的责任。根据权责一致原则的基本要求，基于学校突发事件处置全程中的不同职权分配，承担直接责任的问责对象主要是指负有岗位职责的学校直接管理人员，承担间接责任的问责对象则是指负有领导责任的学校相关负责人以及教育部门的相关领导。第四，单位责任与个人责任相结合原则。二、学校突发事件问责制的基本原则 为了确保学校突发事件问责制得以良性运转，首当其冲应当解决基本原则问题。二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四、结语 规制学校突发事件问责制不仅是推进学校法治建设、认真贯彻落实依法治校理念的现实需要，同时对于厘清学校突发事件中教育部门与学校之间的责任划分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道德责任的承担方式有公开道歉、引咎辞职等。
虽然教育部曾于2014年2月在其专门制定的《教育重大突发事件专项督导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中明确建立了教育重大突发事件督导问责机制，但对问责的规定较为原则、笼统，对于推进学校突发事件问责制的有效施行，缺乏可操作性，以至于学校突发事件问责过程仍然带有一定的人治色彩，与问责法治的要求尚有距离。其中，行政责任和道德责任更多的是针对学校相关负责人以及教育部门的监管者，本质上是一种领导责任、间接责任。
【注释】 本文是中国政法大学马怀德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完善学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0JZD0042。问责的适用是指问责决定主体根据学校突发事件的导因不同，按照规定的程序确定应当采取何种问责方式的专门活动。
以对问责机制影响程度的不同，问责主体可以被细化为问责发起主体和问责决定主体两大类，其中前者为问责程序启动提供线索来源，后者为整个问责流程的主导者。调查程序的不规范容易导致对问责对象失职行为的性质、情节和危害后果等要素无法准确把握。第二，强化部分问责决定主体职责。问责范围既不能太窄，否则会降低其固有的价值。
学校突发事件预防责任应该包含两类：第一类是指负有学校安全管理职责的相关岗位责任人在突发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由于失职或不作为所承担的责任。[5]参见曹鎏：《行政官员问责的法治化》，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63页。
（三）问责范围 从学校突发事件发生的过程性来看，问责范围应当涵盖预防与应对两个方面。究其原因，在于有权必有责、权责相统一的责任意识没有得到普遍树立，在学校管理工作中，更多强调权力的行使，而非责任的承担。
其中，问责对象应以个人问责为主、单位问责为辅，并重点落实对相关领导干部的问责。在调査过程中，问责主体应采取检査、审查和听取意见等方式全面掌握案情，认定证据事实，以避免问责权力的恣意和专断。
可见，学校突发事件问责主体应当且必须是一个由多方共同参与、相互协调配合的有机结合体，而且应当采用以同体问责为主，融合多元主体共治的模式。根据委托代理理论，行政官员的责任实质上就是政府责任的转移，政府责任主要就是依赖包括行政官员在内的公务员的具体行政行为来完成的，故问责对象应当落实到个人，而非由单位代位承担。该阶段是指当问责对象对问责决定不服时，有权在法定期限内向问责决定主体提出申诉，请求复审。但是在具体实践中，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问责程序中往往只是扮演橡皮图章的角色，各级政府、党委却在整个问责的全过程中代为发挥主导性的关键作用。
导致责任意识缺失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官本位[2]的传统思想对建立健全学校突发事件问责制产生了巨大的思想障碍。虽然《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问责暂行规定》）第三章规定了实行问责的程序，但是对具体的问责程序并没有做出详细规定。
第二，问责文化环境不成熟。在学校及教育部门承担责任之后，并不意味着个人责任的减免，相应的责任人员也要为自己的过失负责，接受相应的惩罚。
（六）问责程序不规范 我国问责制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比例原则是指被问责对象受到的制裁方式，必须与其自身过错大小、造成的损失及其影响程度等客观事实成比例，这是确保公平、理性问责的基础和前提，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责任与过错不相适应的现象。